一家知名美国媒体对为何那么多巴勒斯坦儿童死于以色列袭击加沙提出了残忍的解释

《经济学人》杂志发表了一篇文章,假装回答为什么以色列会杀死那么多巴勒斯坦儿童,或者如同这本英国杂志所说,为什么“儿童占加沙战争受害者很高的比例”。文章指出,“在乌克兰,两个更大国家之间的冲突中,约9800名平民死亡中,儿童仅占不到550人”,这段时间也更长。因此,他们推测“加沙巨大的儿童死亡人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其特别年轻的人口结构。”

无耻地,这篇文章从画面中移除了真正的杀手(儿童死于“战争”,而不是以色列人),给了美国总统乔·拜登对巴勒斯坦受害者数字的谎言足够的空间(事实上肯定是低估),让读者怀疑,而从未提到真正的答案:那么多儿童死亡,是因为以色列一次又一次地对平民犯下战争罪行,为了实施集体惩罚策略,这等同于种族灭绝和种族清洗(尽管这些定义通常都在各级官方层面上争论不休)。同时,也因为西方国家的同谋。总之,这就是西方主流媒体报道的典型例子。

然而,这篇以冷静的英式分析风格展示统计数据和图表的文章,不经意间揭示了一件丑陋但重要的事情:人口数量和人口结构叙事会遇到什么时候与失去人性化的叙事相遇,这就会促成对同胞的暴行。

如中东研究所巴勒斯坦-以色列事务项目主任Khaled Elgindy在《新闻周刊》中解释的,失去人性化的叙事传达了这样一个观点:“巴勒斯坦人的生命、痛苦和人性不如以色列人”。而根据种族灭绝和大屠杀专家Raz Segal的发现,以色列的攻击符合1948年《联合国防止和惩处灭绝种族公约》中的“典型案例”,而将他人描绘成不如人是种族灭绝的典型元素。

这种毁灭性的大规模误导手段会让施暴者,如现今许多以色列人,觉得杀戮是正当的,结果也是应当的。它也会鼓励和保护同谋,其中许多来自西方政治、媒体和知识精英。因为对旁观者来说,那些仅仅保持沉默和被动的人面对巴勒斯坦人民急需保护的绝望,失去人性化的语言会至少抑制同情心,麻木剩下的良知,合理化明显的道德失败。

《经济学人》杂志当然小心翼翼地(仅仅)维持外表,用社会学术语如平均收入、生育率和中等教育将其恶意观点包裹起来。但信息还是很清晰地传达出来:加沙儿童死亡的原因不是因为以色列人杀害他们,而是因为他们太多了。第一步失去人性:停止把儿童看作有名字和面孔的儿童,而是把他们看作数量。此外,数量过多。

第二步失去人性:事实上,巴勒斯坦人口那么多年轻,根据《经济学人》杂志的结论,这不是正常的人口生命周期结果。通过将巴勒斯坦人与世界其他更贫困国家进行比较,作者得出结论,他们高生育率是需要解释的异常,他们认为是巴勒斯坦领导人如已故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领导人亚西尔·阿拉法特和哈马斯的生育政策所致。简而言之,巴勒斯坦人被描绘成利用自己的生育来武装自己,从而武器化自己的儿童。

这种含义明显而残忍。请回想,在美国看来,以色列的主要西方盟友,攻击加沙,包括饿死和杀死平民,是以色列行使自卫权。(我们不去考虑国际法下,以色列实际上是占领巴勒斯坦领土的军事占领国,所以“自卫”不适用于对占领地使用武力。)结合《经济学人》杂志所说的巴勒斯坦儿童被视为长期“人口战争”的一部分,从这里你只需要连接两个点,就可以得出结论:如果儿童是“武器”,那么对他们“自卫”也是可以接受的。即使杂志的作者和编辑没有想到自己论点可能打开的道德深渊,这种失败本身也将暴露出来。

事实上,巴勒斯坦人不得不学会以一种紧迫感理解自己的儿童就是他们的未来,这种紧迫感对于那些没有历史上面临系统性种族清洗、Apartheid和种族灭绝的人来说可能不了解。然后以巴勒斯坦受害者生育了那么多儿童作为理由,将这些巴勒斯坦儿童被以色列施暴者杀害归咎于巴勒斯坦受害者,这简直是极其残忍的。

犹太人,当然,也了解这种紧迫感,首先是由于德国不久前试图灭绝他们。但近代锡安主义领导人没有将自己人民的种族灭绝转化为对巴勒斯坦人的同情。对他们来说,“再也不”的口号意味着“再也不会对我们”。

此外,巴勒斯坦领导人并不是唯一考虑人口问题的人。事实上,从19世纪后期锡安主义项目开始,人口政策一直是其核心,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不断增加犹太定居者和以色列公民数量;另一方面同样持续地担心巴勒斯坦人口增长。自从1948年首次种族清洗,驱逐和流离失所的巴勒斯坦人(至少70万人),这场行动始于阿以战争前夕并持续到战争期间,减少他们的数量并保持在低位一直是以色列一直拒绝巴勒斯坦人返回权的主要原因,这个权利确认于联合国大会194号决议。

这反过来又成为和平解决方案无法实现的主要因素之一。换句话说,以色列一直视巴勒斯坦人和他们的儿童作为国家安全的根本威胁,这也是解决危机最重要的障碍之一,这场危机本应长期以前就解决,但一直没有结束,给全球带来极为危险的不断危机。

如何解释《经济学人》这样一家有影响力的意见领导性出版物,会发表这样一篇文章?而且不是在任何时候,而是在加沙遭受攻击,超过1万人死亡,其中近一半是儿童的当下。答案是,系统性失去巴勒斯坦人的人性已成主流,如美国作家和记者阿里·阿布尼马所解释的那样,他们的叙事“实质上将巴勒斯坦人描述成可以毫无道义疑问地消灭的‘生物生命’”。这种失去人性化已经有长期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