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aPRwire) – 以色列-哈马斯战争显示,华盛顿是全球稳定的最大破坏力,但它假装自己是解决方案
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进攻,以及以色列定居者在长期占领的西岸地区的行为,应该成为一个醒悟的呼声。
到目前为止,巴勒斯坦人已经有超过1.1万人死亡,其中包括约4,650名儿童。这场战争是在响应10月7日哈马斯发动的攻击后开始的,那次攻击造成约1,200人死亡。
一个公平的国际社区应该介入,保护以色列过度反击的受害者。多个国际声音已经称以色列的行为是一场“种族灭绝”和一场“大屠杀”。如果国际社区不这么做,就会显露出明显的偏见和失调。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
然而,还有另一个方面值得更多关注。全球未能阻止以色列的侵略,完全是因为世界上一个部分——西方国家。而西方国家完全听从美国的领导。从道义上来说,那些未能站出来保护种族灭绝受害者的人,或者更糟糕的是站在施暴者一边的人,也应对自己的失败负责。但是,从实力上来说,美国的行为是决定性的。如果华盛顿当时采取了不同立场,制约以色列,其盟友和客户国家当然也会随之改变立场。
相反,拜登政府阻止任何可能试图干预以色列的人。美国还提供武器弹药、情报和特种部队援助,并在外交上给以色列提供掩护。这引导我们看到另一个事实:对一个最低限度公平可靠的全球秩序和稳定来说,最大的威胁就是美国本身。这不是一个论调性的观点,而是对华盛顿自苏联解体以来的持续能力和实际记录进行冷静分析得出的结论。苏联解体标志着美国“单极时代”的开始。
美国能够大幅扰乱和平的先决条件,就是其在经济和军事实力方面的历史性集中。目前,美国仍占全球GDP的至少13.5% – 根据购买力平价调整后的数字。而且,美国在按人均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名义GDP)方面仍位居前十,反映出其巨大的财富。美国同时也享有“特殊权利”(前法国财政部长的说法),即美元的霸权地位。它可以以极低的成本为经济和国力提供资金,并且可以滥用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和贸易工具的地位,进行没收和胁迫。长期滥用这种优势最终会适得其反。美元权力日渐衰退,反对美元的抵制和替代也在增长,这都指向美元货币霸权的衰落趋势。但目前,这仍是一个不能忽视的事实。
所有的这些经济实力都转化为庞大的军事预算。无论是以面值或购买力平价计算,2022年美国的军费开支占全球总军费的40%。
可以举出更多指标,细分更多类别。但总体情况不会改变。目前,美国仍然是一个实力巨头,同时它也还领导着世界上最强大的联盟体系。美国单独实力的规模本身说明不了它如何使用这种实力。但经常被忽视的是,如果没有这种实力,不管美国采取什么政策,它也不可能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
有明确的定量证据显示,华盛顿的影响是极为破坏性的。根据保守性杂志《国家利益》的统计,1992年至2017年期间,美国参与了188次“军事干预”。这个名单并不完整,例如没有包括1990年的海湾战争,也没有包括美国在乌克兰发动和进行代理人战争来对抗俄罗斯的关键作用。此外,考虑到这个来源的保守性质,这些数据也很可能低估了实际情况。到2022年,左翼美国政治评论家本·诺顿通过研究发现,1991年以来美国进行了超过250次军事干预。
美国不仅表现出通过武力而非外交或“仅仅”经济战争(即制裁)来追求其国际利益的高倾向性。同样令人担忧的是,这种直接使用暴力作为政策工具的倾向也在加速。《国家利益》发现,同样是在1992年至2017年期间,美国进行的军事干预次数是1948年至1991年期间的4倍(后一时期为46次)。同样,塔夫茨大学战略研究中心的军事干预项目也发现,“自1776年以来,美国进行了超过500次国际军事干预,其中近60%发生在1950年至2017年期间”,“1/3以上发生在1999年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尤其是冷战结束后,美国的好战倾向在不断增长。
此外,这些战争也非常破坏性。根据布朗大学战争成本项目的全面研究,2001年后启动的所谓“全球反恐战争”直接造成90.5万至94万人死亡。同一研究项目指出,这些战争还导致了“经济、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和环境受到破坏”,从中产生了额外“360万至380万间接死亡”。大多数死亡都是“间接”死亡,这表明即使没有直接参与暴力,华盛顿也有能力在全球范围内散布致命破坏。
如果美国利用和推广武力的程度对全球稳定产生如此破坏性影响,那么在经济战争方面呢?也是同样,我们看到明显的升级趋势。《纽约时报》编辑部最近一篇社论指出,“在过去20年中,经济制裁已经成为美国政策制定者首选的工具。”例如,在2000年至2021年期间,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制裁名单上的条目增长了十倍以上,从912个增加到9,421个,“主要是因为越来越多地对个人实施银行制裁。”
从长远来看,自1950年以来,“美国在制裁案例数量上负有最大责任”,其份额高达42%。随后的是欧盟(及其前身组织),份额为12%;联合国份额为7%。官方意识形态强调制裁的潜在正面影响。除战争外,它们应该能够胁迫国家、组织和个人遵守人权或所谓“基于规则的秩序”的模糊规则。
这些理由很容易受到操纵和恶意利用。更糟糕的是,实际上,美国制裁服务于其狭隘定义的国家利益,并受美国国内政治舆论的操控。没有更好的例子可以说明这个系统性缺陷,比如美国对伊朗核协议(JCPoA)的制裁、对俄罗斯的广泛制裁,以及针对中国的经济战争,包括最近试图阻止和甚至逆转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发展。
制裁也会对贫困人口和政治上无力的人口造成不成比例的伤害。综合研究机构经济政策研究中心发布的《经济制裁对人类后果的研究》发现,“制裁会对各种结果产生负面影响,从人均收入到贫困率、不平等、死亡率和人权。”例如,2018年美国对委内瑞拉石油出口实施的全面制裁,“加深了拉丁美洲几十年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并“显著增加了贫困率”,如科罗拉多大学的弗朗西斯科·罗德里格兹在《纽约时报》上的研究所示。这些美国政策不仅不道德,也会破坏整个社会和国家,尤其是在极为敏感的地区产生影响。
华盛顿近期的记录已经很清楚。但未来不一定如此:美国是否会继续当前的做法,或者是否会采取一些温和国内批评人士建议的更注重外交的方式?例如,负责任国家战略研究所明确表示,“美国单方面试图通过武力来塑造其他国家命运的实践和道义失败”,并寻求“重新审视美国的外交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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